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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元璋杀刘伯温的真正原因(朱元璋诛杀功臣的顺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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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元璋第一次诛杀功臣,是从廖永忠开始的。朱元璋杀的开国功臣有徐达、常遇春、刘伯温、刘基、李善长、胡惟庸、汪广洋、李文忠、邓愈、宋濂、朱文正、朱亮祖、胡大海、周德兴、廖永忠、傅有德、冯国用、冯胜、蓝玉等。

朱元璋第一次诛杀功臣,是从廖永忠开始的。之后一路杀下去,基本上就是按照私人关系的远近了,关系越远,被杀得越早。在这个过程中,朱元璋的濠州旧部,还继续扩大着优势地位。直到朱元璋这一朝终了,功臣都被杀得差不多了。

要是说起历史上诛杀功臣最多的皇帝,大家想都不用想就能说出来是朱元璋。在明朝的开国元勋中,最后幸存的寥寥无几。基本上,都被朱元璋杀光了。那么,朱元璋杀这些功臣的先后顺序有没有玄机呢?

论功行赏也有玄机

朱元璋最早是因为参加红巾军起义,然后势力一路做大,最后做到了皇帝。有一场战役非常关键,那就是渡江之战。

当时起义的义军被元朝军队围困在长江西北,眼看就要断粮,而长江对岸的芜湖,正好是盛产稻米的地方,朱元璋当即就决定,摆脱元军包围,东渡长江,到长江对面吃米去!而要到长江对面,船是必不可少的工具,朱元璋的部队,缺少的就是船。

要不说该着朱元璋成事呢,就在这个时候,有个叫廖永忠的起义军首领带领他的部下前来投奔朱元璋。这个廖永忠所带领的部队,正好是一支精锐水师。有了他们的加入,朱元璋带领部队,顺利渡江。

这一战,在朱元璋的心里分量非常重。在他当上皇帝之后,明朝的官场派系,以这一战为分界线,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三大派系:

第一是之前一直跟随朱元璋的濠州红巾军旧部,这是和朱元璋私人关系最亲密的第一圈层,战功赫赫的常遇春,就属于这个梯队。身处这个梯队中的人,不管是战功赫赫,还是战功平庸,都是朱元璋封侯的首要考虑人选。

如朱元璋曾说:“御史大夫汤和……嗜酒妄

杀,不由法度。赵庸……乃私其奴婢,废坏国法。廖永忠……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向,以徼封爵。佥都督郭子兴,不奉主将之命,不守纪律,虽有功劳,未足掩过。此四人,止封为侯。”

所谓“止封为侯”,言下之意即四人皆有封公资格。其实,汤和、郭子兴两位濠州旧将功绩平平,只是资历特深,而确实劣迹斑斑。赵庸、廖永忠两位巢湖旧将,则全凭战功,“私其奴婢”“徼封爵”等罪名,明显是欲加之罪。

封侯同时,有六人与诸侯同受重赏但不得封,前二人就是来自巢湖水军的汪兴祖和金朝兴。显然,同为“江北旧人”中较晚加入红军者,巢湖水军受到了刻意的压制,与常遇春等江北新红军的待遇相去甚远。

第二是渡江之前前来投奔的廖永忠的巢湖水军,这个圈层之内的人虽然也在封侯时有一席之地,可要是跟他们所立的战功比起来,实际上是受到了压制。我们看廖永忠,虽然战功远远超过濠州旧部,但是在封侯的时候,却排在众多战功平庸的濠州旧将的后面。

然后就是渡江之后,在朱元璋当皇帝已经毫无悬念形势下前来归降的各路降将,这个圈层的人在封侯中有份儿的,要么依靠战功,要么依靠率领大队人马归降,整体和朱元璋的私人关系比较单薄。

后来论功行赏时,就是按这些人和他建立主从关系的早晚。越早,朱元璋成事的趋势越不明显,在朱元璋地位稳固之后的封赏就越大;投奔朱元璋的时间越晚,他成事的趋势越明显,之后得到的封赏就越低。

功高位重难免首遭清洗

诸臣与朱元璋的圈层关系,不仅影响到勋贵在国初得到封赏的情况,对于其后的胡蓝党案等一系列屠戮功臣的过程,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。

明朝建立后首次杀戮功臣,是洪武八年杀廖永忠。其原因先后有僭越、受杨宪牵连、杀韩林儿等多种说法。廖永忠在杀邵荣、杀韩林儿这两次最重要的政变中,都扮演关键角色。他不是濠州红军旧将,与邵荣、韩林儿本无渊源关系,而作为“归附”者中的头号人物,在关键时刻的姿态至关重要。“他的被杀”,隐隐展现出“归附”者功高位重而不免首遭清洗的前景。

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,中书省、御史台、大都督府三大衙门的最高官员,除右御史大夫安然被斥还乡外,其余均遭杀戮。其中,胡惟庸、毛骧、陈宁、涂节、汪广洋、安然、丁玉等,皆为渡江后加入红军者。

他们或是投奔朱元璋较晚和“归附”的濠州人,或是投奔朱元璋很晚的非濠州人,皆非濠州从军者。案发后,中书省与大都督府被取缔,御史台则由勋贵之首李善长出山控制。

可见,胡惟庸案中,皇帝并未打击“淮西集团”或任何勋贵,而是清洗了取代勋贵重职的新锐官员,可以视为以濠州从军者为主导的勋贵集团对新进官员的胜利。

胡惟庸案后,渡江后归附者朱亮祖、胡美被杀。而此前,濠州从军者华云龙、与朱元璋同村的周德兴虽犯下与之类似的罪名,但均获从轻处理;其他濠州从军勋贵也有犯罪降调者,但无一遭到诛杀。

渡江后归附者得封侯,多依靠率领大股部众来降,少数如杨璟、傅友德是靠征战之功,而康茂才、朱亮祖、胡美等三人则两者兼备。康茂才是作为集庆路守将投降的,所部“连家属数十万口”;朱亮祖所部十分强悍,投降前多次重创红军;

胡美所部则是陈友谅在江西全省的势力,部下于壬寅年发动南昌叛乱,红军损失惨重,朱元璋仍惮胡美而“特宥之”。至此,康茂才前已病卒,渡江后归附的三股最强势力的首领全部离世,江北归附者对旧部有影响的人物也只剩南雄侯赵庸一人。

总之,从洪武三年封赏勋贵到洪武二十三年诛戮胡党的二十年间,明初勋贵集团中的濠州从军者持续扩大着优势地位,未受任何触动,而归附者中带来大股部众且战功卓著的几位勋贵则遭消灭。

关系越远,被杀得越早

洪武二十年、二十一年,明朝发动两次大战,彻底击败了北元实力,勋贵集团的利用价值不复存在。洪武二十三年,胡党案爆发,李善长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费聚、赵庸被杀。而陆聚、黄彬、郑遇春的结局,不见于《明太祖实录》,三人若非与李善长等同遭杀戮,即此前已死而遭追论,洪武二十三年已不在世。

此时,洪武三年所封勋贵大多已经死亡,勋贵的主体已是袭封的子侄和新封侯者。朱元璋公布追论已死的胡党分子,有胡美、顾时、陈德、华云龙之子、王志、杨璟、朱亮祖、梅思祖、金朝兴。钱谦益指出,其实还有邓愈之子、吴祯、俞通源、薛显、吴复。由此,胡党案牵连勋贵共二十二家,他们的子孙或遭屠灭,或受牵连。

其中,二十家来自洪武三年所封公侯,另外的吴复、金朝兴,恰恰是洪武三年曾遭压制、后来才得封侯的两位甲辰年指挥,而其他新封勋贵无一受到牵连。这次大屠杀的目标很明确,只是建国初期的老一辈勋贵及其子孙。

朱元璋与勋贵集团之间,并非一贯的对抗、打击关系。在君权极端膨胀的背景下,朱元璋仍然长期扶植、利用、保留了与自己有密切私属关系的部分勋贵。

于是有浓郁“濠州”与“从军”色彩的派系,与君主互相借重,一直构成明初勋贵集团的核心主体。明初卫所的兴衰,乃至君臣之间、文武之间的兵权分配等制度现象的演变,都是在这个派系背景下展开的。

由此可见朱元璋诛杀功臣的顺序,也非常有意思。朱元璋第一次诛杀功臣,是从廖永忠开始的。之后一路杀下去,基本上就是按照私人关系的远近了,关系越远,被杀得越早。在这个过程中,朱元璋的濠州旧部,还继续扩大着优势地位。直到朱元璋这一朝终了,功臣都被杀得差不多了,这个格局基本上也没怎么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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