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|陆故里
在中国大多数人的心目中，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节日。作为诗人，屈原是首屈一指的。然而，除了崇敬，也一直有窃窃私语，古今皆有。
“屈原不一定要自杀。他应该像司马迁一样生活在外圈里面，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。”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个说法。把屈原和司马迁相提并论，确实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想法。但是我不能同意这个理论家的结论。我觉得他对屈原和司马迁的处境、行动和内心世界缺乏真正的了解。
什么是“外圆内方”？司马迁是“外圆内方”吗？
“外圆内方”指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。所谓“外圆”，就是外表随和，没有棱角，对谁都好。所谓“内侧”，就是心方，是非分明，爱恨分明。
按照这种解释，司马迁并不是一个“外圆内方”的人物。
“外圈”？刘彻皇帝决定李陵被俘后投敌。司马迁居然反驳并为李陵辩护，被控“伪轻敌主”。哪里有一点点“外圆”？
“里面”？看看他内心对刘彻皇帝的态度。刘彻滥用了她的权力。首先，她决定处死他。后来她改成了宫刑，让他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羞辱。他确实对刘彻充满了怨恨。刘彻视人命如粪土，穷兵黩武，推崇炼金术士长寿等等，他也非常不赞成。但这只是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，他也承认刘彻建立的大一统帝国新秩序，不同于分封制，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，在文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这也是他的真实想法。因此，在他心中，刘彻既是积极的，也是消极的。不是爱恨分明，而是爱恨交织，不能用“内侧”二字概括。
屈原自杀是因为他不能“外圆内方”，但如果在外圆内，他就不会自杀吗？
在旁观者看来，屈原真的“没必要自杀”。战国时期，屈原没有统一的帝国，但多国并存，各国士人可以相当自由地出入国境。比屈原早三百年的孔子说:“道不能行，而叉可以浮于海。”他是鲁国人，在鲁国为官多年，但也带着弟子出国游历。比屈原稍早一点的孟子，也到许多国家去寻求实现他的“王道”理想的可能性。当时各国学者都没有强烈的“祖国”意识。
但屈原的特殊经历决定了他对楚有着执着而深厚的感情。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，他的家族属于“莱文皇帝的后裔”，祖上在斯里兰卡出生长大；作为楚国的贵族高官，他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，热爱这里的歌舞、传说、风俗。他对楚国人民的疾苦深表同情，他的志向是在楚国建立一个“美丽的政府”(不是当诗人)，给楚国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。为了建立“美国政治”，他把希望寄托在楚王身上。然而，楚王没有采纳他的建议，反而听信谣言，把他流放了。屈原看到楚国大片土地被暴虐的秦军占领，楚国的都城汨罗城也被占领，百姓流离失所。他对楚国朝廷绝望，在楚国实现“美政”的理想彻底破灭，于是投水汨罗江自尽。
可见，屈原的自杀是由他对在楚建立“美政”的追求及其幻灭所决定的，是由他“哀楚民命之苦”的情怀所决定的，与他在人际关系上是否“圈外”无关，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。在安身立命这个根本问题上，怎么谈得上外和内，随和和敷衍？
屈原死后两千多年，作为现代人，屈原确实有很多局限性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“美丽政治”理想远远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，缺乏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法治等理念。但他对人民疾苦的关注，对理想信念的坚持，对“死而无憾”的意志，对邪恶势力宁死不屈的精神，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。
司马迁是一个比屈原晚200多年出现的历史人物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分封制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。学者们在如何对待皇帝的问题上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教训，也面临着新的考验。历史对司马迁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，他应该交出比屈原进步的答卷。那么，他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，是否树立了一个具有新的历史内涵的形象？
最近看了尚思佳的话剧《司马迁》(三联书店，2021)，对司马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思考。
剧本一开始，司马迁就已经因为李陵的辩护和“诬无视主”被判了死刑。按规定可以“交五十万，免死，赎庶人”，但司马迁拿不出这笔钱。他不想被掐死，就让女儿悄悄送来匕首，准备自杀。这时，负责监管监狱的御史杜周告诉他最新的规定:死囚只要愿意接受宫刑，就可以避免死亡。经过思想斗争，司马迁认定“我可以死，但不能死于一个错误”，毅然放弃自杀，接受了被世人(包括他的女儿)视为奇耻大辱的宫刑，为的是继承父亲的遗愿，完成自己的历史著作，也是为了“看到你(刘彻)的末日”。没想到，司马迁被判刑后，除了继续担任太史令，甚至还被任命为刺史令。吏部属于宦官系列，既是皇帝的首席秘书，也是皇帝的贴身仆人。被恶棍奉承，被绅士鄙视。他的女儿敦促他辞职。但要写历史，必须查阅朝廷保存的档案，只有刺史才有这个特权。所以司马迁没有辞职，一直在当刺史受苦。
我们一般读者对司马迁做太史官的经历和成就了解较多，对他做中书官的情况了解较少。剧本恰恰突出了司马迁作为中国书法家的作用。作者在多方搜集史料的基础上，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，更好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和审美期待。
我们可以看到，刘彻皇帝像一个奴隶一样，让司马迁端茶送水上药，并告诉他，“你是宫中人，眼明耳尖，手脚利落”，不要“以为这不是你的工作”
司马迁做这种工作从不熟悉到熟练。有时刘彻威严的质问和眼神让司马迁“感到害怕”，有时听到皇帝赞赏他的文告时又感到“骄傲”，认为“陛下的文学造诣超乎想象”。为了保护自己，他不得不做违背自己意愿的错事，为此他深深自责。尤其是“沈明法是恶法，地方官层层隐藏，最终土匪横行，百姓遭殃。”他熟悉的一个尽职尽责的官员，因为没有完成沈明法律不合理规定的抓强盗指标而被处决。虽然沈明的法律是由皇帝决定的，但颁布法律的圣旨却是由他写的。这让他感到内疚，受到正义力量的谴责，包括他的女儿。
唯一能让他“鞭挞耻辱”、超越耻辱的，就是完成历史著作。在忍辱写史的过程中，他越来越认识到历史作品超越人生的重大意义，逐渐形成了“研究天人，通古今之变，成家言”的历史观，从而将历史作品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，一个可以与王权相抗衡的境界。同时，他对刘彻的看法超越了个人恩怨，被放入《古今之变》进行全面考察。
有一次写历史，他进入了这样一种自信的状态:“世界由我做主！残缺的身体，握着这支笔，会变成补天的巨人，我与天地同在！…..这是什么感觉？多么神奇，这颗心充满了某种东西，踏实，明亮，一切都豁然开朗……”
刘彻不断审查自己的历史著作手稿，表示不满，并逼迫他:“我既然写历史，就要提高我这个伟人的威望，给我的后代看看，传给后代。这是前所未有的繁荣！”
但在历史著作中，司马迁坚持自己的原则，从不让步。当这本书完成时，他对刘彻说:“这本书救了我！把我的傲慢、羞耻和愤怒变成别的东西…我一笔写了这个盛世，就是抗议这个盛世！我用一支笔，记下了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，为身处困境的人们举行了一场葬礼守灵。苍天无情，历史无声无形。为它说话，给它一个形状，追寻它的轨迹，功过，得到它的位置，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…我一直是，也将永远是——官员的官方命令！”
读完手稿后，刘彻勃然大怒，认为“这本书充满了偏见和诽谤”。他决定“这个冬天，我要用它来生火，暖我的榻”，把司马迁关回监狱。但是，司马迁早就有所防备。除了一份交给朝廷，他还有一份手稿让女婿杨昌藏起来，为的是“藏一座名山，传于他民。”
《崇尚卓越》透露的剧本:“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，并不是原来的样子。东汉的历史学家班固说，他看到的《史记》有十篇不见了。可以肯定的是，《汉武帝传》怎么写，我们无从得知。”
就流传的版本而言，《史记》成为了照耀几代人的经典，成为了司马迁不骄不躁的高尚品格的体现。
如果将司马迁的人生经历与屈原进行比较，我们不能不说，除了屈原的生死观，他还提供了另一种生死观和另一种“不死于一错”的人生模式，超越个人荣辱，为完成崇高目标而忍辱负重。
结合这个剧本，面对司马迁的经历和成就，我们不禁思考:司马迁是如何认识和面对历史和现实的？如何坚持个人尊严和学术信仰？如何权衡个人得失，超越个人得失？我们不禁想到李白，杜甫和苏轼，鲁迅和郭沫若，顾准和我们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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